当今世界，除欧美不多几个国家的军队贪腐问题较少，更多国家的军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。欧美军队所以贪腐问题较少，与其成长和发展过程有关。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军队伴随国家制度建设，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修正，制度逐渐走向完善。后发国家的军队成长史一般较短，更因国家制度建设不完善，因而治腐水平较低。
以美军为例，近年来多发生性丑闻，包括中情局长戴维•彼得雷乌斯因婚外情辞职，驻阿司令约翰•艾伦受“邮件门”事件影响而主动退役，但很少出现贪腐案。包括近年影响最大的陆军四星上将威廉•沃德腐败案，也只是滥用权力，让包括其亲属在内的人员不当使用公务飞机、用公款支付酒店住宿费。所以贪腐问题较少，主要缘于严格的制度。
既然西方发达国家的军队较少腐败，为什么后发国家的军队不复制其做法？理论上讲可以套用，实践上很难操作。任何制度和权力运行模式，背后都是深厚的文化，且依赖相应的文明程度。所以，拿来主义的结果往往是“淮南为桔，淮北为枳”。比如美军军官同样遵守且十分有效的是1978年颁布的《政府道德法》，其中规定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，为了保证法规落实，还专门成立了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和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。这些在后发国家政府中很难推行，因而军队也便不可能独立开展。这也是笔者一再强调的观点，最好的未必是适应自己的，只有适应自己的才是最好的。
实际上，后发国家军队反腐艰难，还有更深层的原因。一是军队的领导制度具有排他性，很难引进监督力量。国家安全系于一身，任何一党执政的国家，都高度重视军队，同时也呵护军队，这就造成事实上的对军队腐败现象采取适度容忍。换句话说，军队反腐力度，决定于统帅的权衡与一定阶段的国际国内政治生态。一般来讲，后发国家制度处于完善过程，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犹如翘翘板，此消彼长，这决定着维稳压力长期存在。这种情况下执政党要保证执政权力不被削弱和更替，必须借助武装力量，有时带有根本性和绝对性。所以后发国家的执政党都把有效掌握军队作为头等大事来抓，其间任何政治力量介入军队都变得十分敏感。既然强调领导权的唯一性和排他性，那么通过其他政治力量来监督军队显然不可能。因此，军队较少受到外部监督，而缺少外部监督的集团，保证不腐只能靠自律，实践证明这是靠不住的。
二是军队的权力授受关系很难摆脱人身依附和利益共同体。军队采取的是垂直领导，且属于任命制而非选举制，这就决定了军队存在天然的个人依附关系。同时为了保证军令畅通，不可能设计太多监督体系，避免降低效率。所以军队设置的自我监督系统很难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再者，战争是生命相博，没有上下级的高度信任，就没有作战过程中的默契配合和坚韧顽强。而深度信任一定源于感情，所以传统社会尤其农业经济社会成长起来的军队，更重视感情纽带，而不是制度约束。国民党军队为什么由北伐时的所向披靡，到解放战争时期一触即溃？重要原因之一是利益冲突导致感情纽带切断，进而是互不信任、互不支持。此外，军队相对于国家和社会，集团内部很狭窄，人与人的依存度很高，这就导致监督受制于人情关系。
三是军队的职业特性与职业特权制约着监督所必须的公开透明。军事行动的最大特点是保密性，并且保密与非保密的界限并不清晰和严格，更不为社会大众所了解，甚至不是其他国家机关所能掌握。这就决定了，公开什么和公开到何种程度，决定于军事集团的自身意愿，而非外部强制，仅此就可以形成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。民国初期的国民党12军军长孙殿英，就是以军事演习为名炸开慈禧陵，盗走大量文物。实际上很多盗墓贼都打过慈禧陵的主意，最终还是知难而退，而孙殿英成功盗墓，靠的就是军事活动特殊性和强制性。
面对上述特点和规律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，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处于改革和完善过程，这种情况下我军反腐有没有可能超越常规？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。笔者认为，要想在较短时间内达到欧美发达国家军队的廉洁程度，很困难，但要实现自我超越，是完全有条件的。
第一，我军统帅习近平的权威度快速提升。导致腐败的原因有很多，其中至少与两大因素密切相关，一个是制度完善程度，另一个是集团内最高领导人的自身形象与权威度，也就是能否管住下级，更进一步说在不紧盯的情况下仍然“管住”，也就需要权威度。前一个我们需要过程，后一个值得期待。习近平担任党、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导人以来，高举反腐大旗，赢得了全国人民的高度评价信赖，威望提升速度甚至超出常人预期。过去几十个中央文件管不住一张嘴，现在吃风锐减，并且中央剑指何方，何方就出现立竿见影之效，这是我们党很久看不到的现象。可以断言，习近平主席的指示和号令，已经无人敢轻慢和懈怠，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国家和民族来讲，至关重要。
第二，新一届军委的产生方式奠定了反腐基础。本届军委的产生与以往有所区别，即不是预设前提，而是依靠长期形成的个人威望和人格魅力，关键时刻脱颖而出。以范长龙副主席为例，其在接近服役期满的情况下被推举出来，其受命之初意味着天然道德优势已经铸就。高级领导人或者说政治家，其操行既依赖于科学的制度，更奠基于内心深处的信仰信念和神圣感，这些需要自我修养，也需要特定条件下的外部强化。既然大家信任和推崇，就化作外部道德强化力。所以说，这一届军委拥有了难得的道德优势，这对于反腐来讲更有利。实际上，一年来我军作风的转变中已经透出这种力量和作用效果。一定意义上，腐败并不仅仅表现为贪污受贿，还表现在履职能力和国防费的使用效益。过去我军演习中“演”的意味太浓，某种意义上这也是腐败，而目前部队搞演习，对抗性和实战性大大提升，这就是进步，是新一届军委的作为和工作成绩。
第三，已经取得的反腐成绩振奋人心，且会进一步发酵。因为社会上对军队的反腐进程了解不够，目前网络上颇多置疑，特别是对谷俊山贪腐案的置疑。这种置疑已经延伸到国际上。据笔者了解，习近平主席和新一届军委对谷俊山贪腐案的处理决心符合社会预期。并且军委领导和全国人民对于谷案的理解判断是一致的，是否严惩谷俊山，直接影响着全军官兵的信心，关系到全国人民的信任。我们已经进入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时代，谷案内情大多已在坊间流传，这种情况下留多大余地，就在民众中产生多大的疑虑，并且会沉淀为人民群众和广大官兵的价值观念和价值选择。这对于强军目标和中国梦，都具有强大的影响作用。如此，每一个想作为和有作为的政治家不会不掂量其间轻重。
第四，保持我军性质宗旨与提升打赢能力的内在驱使乃至迫使。中国在大国道路上会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，尤其周边军事态势严峻，这种情况下没有官兵全身心投入于，就不会真正实现战斗力提升，因而也便无法应对挑战。怎样才能保证官兵全身心投入？纯洁内部关系是关键。特别需要强调的是，我们这支军队与西方军队不同，甚至与世界所有大国军队都有差异，这个差异主要是来自力量之源。虽然我们讲制度和纪律是军队的生命，但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强调政治武装的军队，很大程度上来自神圣感，如果官兵晋升都需要花钱来实现，这时甚至不是一个社会潜规则的形成，而是价值观的形成。当扭曲的价值观通行于军队，我军必步满清八旗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后尘。八旗军入关和国民党军队北伐，都是所向披靡，但两支军队到了后期，皆一触即溃。其中主要原因是腐败。所以反腐对我军来讲不仅不能放松，并且不能拖延。
第五，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，人民群众由感恩心理转向纳税人心态，强力推动军队反腐。今天人民群众独立思考和权利意识大大增强，尤其全球化和网络化，既改变着世界，也改变着中国。看一下西亚北非的国家动荡不难看出，今日世界变革模式在发生巨大变化，过去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需要力量凝聚和长期的斗争，而今大规模群众抗议就可以改变政治版图。人心向背越来越成为政党执政的核心，而非是否掌握了枪杆子。当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觉醒后，作为国家机器和纳税人养育的人民军队，必然进入被监督的范围。这是一种最强大的反腐推动力量。
有了上述有利条件，怎样利用好，保证我军反腐成效，或者开拓中国军队特色反腐新路径？首先，按照习主席所强调的，从最能见效的地方入手，让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，这是已经开展中的工作。比如近来军队清理住房、车辆、军牌，以及酒风锐减，都是最见成效的工作，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接受。其次，依靠国家力量，也就是由党和国家设置规范，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因经商而产生了严重腐败，然而一个“军队吃皇粮”，经商戛然而止，其中腐败同时终结。再次，创立我军特色的约束机制，既然我国不走西方政党轮替和三权分立的道路，那么军队反腐自然不可能复制西方国家军队，我们只能在自己特色的基础上寻求突破，比如可考虑在习近平主席领导的安委会中设置独立监察室，针对国家强势部门和安全部门，也就是因安全保密导致透明度低的国安系统，把军队包括进来，这个监察室向习近平主席负责，这样或许弥补军队自我监督力量不足的有效做法，等等。
最后强调一点，理想主义要不得。精神文明建设军队可以走在前面，反腐军队不可能走在前面。国家反腐必须循序渐进，党领导的军队也必须按照党的反腐步骤稳步推进，欲速则不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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